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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協首席分析師李擁軍談鋼鐵業高質量發展的“困局與破局”

來源：中國冶金報

“鋼鐵行業是朝陽產業，金融行業及環保行業對鋼鐵行業投資和對鋼鐵行業的支持就是對整個經濟的支持，未來一定會有很好的預期。”在8月5日舉辦的2023鋼鐵行業綠色技術、綠色項目、綠色金融供需對接服務活動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首席分析師，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主任李擁軍開宗明義地指出。


(資料圖片)

他在題為《困局與破局：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中的問題及解決方案》的主旨演講中，以詳實的數據深入分析了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的鋼鐵需求量都沒有出現單邊衰減跡象，以及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基本導向及路徑問題。

“中國粗鋼表觀消費量不會出現單邊下跌”

“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的鋼鐵需求量都沒有出現單邊衰減跡象。”李擁軍通過對比中外鋼鐵產業發展周期得出這一結論。

一直以來，國內外關于美國鋼鐵工業的傳統認識是：美國鋼產量于1973年達到歷史峰值1.37億噸，目前為9000萬噸左右，美國鋼鐵工業經歷了需求不足、過剩、調整、轉向3個階段。

對此，李擁軍指出，產業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里對衰退期判斷主要依據需求量的增減。“只有當這個產品需求量持續下降的時候，這個產品以及相關產業才會面臨著衰退。”他說。

他進一步分析道，如果美國的鋼鐵市場是一個封閉市場，沒有進出口，那么，用美國粗鋼產量來判斷美國的粗鋼消費水準，進而判斷美國鋼鐵工業處于衰退周期就是對的。反之，則一定要依據美國粗鋼消費量來判定。“在1999年、2000年的時候，美國粗鋼表觀消費量又出現了新的上升，即上世紀70年中后期至2000年美國粗鋼消費量呈現U字型走勢，并非像美國粗鋼產量一樣呈現單邊振蕩下行的態勢。”他說。

他同時強調，粗鋼只是鋼鐵生產過程中一個中間產品，粗鋼成材率已從1976年的76%提高到了96%。為更好評估某個國家或區域的鋼鐵消費情況，世界鋼鐵協會推出了成品鋼材表觀消費量指標。“2000年，美國成品鋼材消費量創造了歷史峰值，完全高于1973年，這意味著雖然美國本土鋼材供應能力甚至競爭力不足，但本土鋼鐵市場消費量卻創造了歷史峰值。”他據此指出，“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國際上關于美國鋼鐵消費走勢的判斷，特別是關于美國鋼鐵產業‘夕陽論’的判斷都有失嚴謹的邏輯性。”

同樣，日本粗鋼消費峰值出現在1991年，日本粗鋼產量峰值出現在2007年，達到了1.2億噸的水平。

那么，如何判斷一個國家鋼鐵未來消費總量的問題？依據人均年度鋼鐵消費量指標進行粗略判斷，不失為一個簡捷辦法。李擁軍列舉道，德國作為制造業立國的國家，人均500千克的粗鋼年消費量保持了近50年，直到目前還保持在500千克左右；美國雖已振蕩下行至300千克~400千克之間，但是歷史上人均500千克粗鋼年度消費量也保持了約40年；日本是一個制造立國、出口立國的國家，人均粗鋼年消費量在650千克的水準線保持了約40多年。

“中國是制造大國，人均500千克以上的粗鋼年消費量水準才持續了十年。未來我國人均粗鋼年消費量大概率在500千克~700千克之間波動，并保持較長周期。”李擁軍指出，“所以，未來中國粗鋼表觀消費量大概率是在8億噸上下波動，而不會出現單邊持續下跌的態勢。”

鋼鐵高質量發展亟須突破低盈利瓶頸等3方面挑戰

李擁軍指出，當前，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主要面臨著三方面挑戰。

一是提升非產量增加值增速的挑戰。李擁軍表示，通過研究對比相關數據可以發現，鋼材產量增速與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加值增速高度正相關。“增產雖然可以拉動鋼鐵行業增加值增長，并促進工業GDP增長，但在供給強于需求的背景下，增產卻不等于鋼鐵企業增效。”他分析道。

李擁軍指出，從GDP增長的角度來看，在鋼鐵需求穩定的背景下，為實現鋼鐵產業增加值增速的提升，鋼鐵行業唯有堅持高質量發展，就是提高鋼鐵產業非產量因素下的增加值增速。“影響工業增加值增速的基本因素有3個，一是工業品產量增速；二是工業品結構升級幅度；三是工業效率的提升幅度。”李擁軍指出，只有提升后兩者，提升非產量增加值增速，才能為工業GDP增長真正貢獻鋼鐵力量。

在現有國民經濟統計中，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的計算依據工業增加值率。新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往往有著較高的工業增加值率。工業增加值率越高，說明企業產品加工深度、技術含量附加值越高，物耗比重、占用資源越小，盈利能力越強，投入產出效果越好。

“1994年—2009年，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在26%~30%之間波動，美國43%，英國和日本35%，印度只有20%。從工業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國鋼鐵工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的工業增加值率必須要達到英國和日本的35%左右水平。”李擁軍指出。

二是突破低盈利瓶頸的挑戰。李擁軍分析道，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累計增幅數據，2023年1—6月份，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PPI相較于2019年同期增長了9.5%，然而，同期鋼鐵主要上游行業的PPI增幅卻完全高于鋼鐵行業，如煤炭開采和洗選業PPI增長48.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增長23.5%，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增長8%等，造成了高成本擠壓問題。

而同期，鋼鐵行業主要下游行業PPI增幅較小，導致鋼鐵行業很難將價格傳導下去。數據顯示，金屬制品業增幅只有6.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5.0%，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制造業增幅3.3%，通用設備制造業2.3%，專用設備制造業1.0%，汽車制造業甚至負增長（-1.5%）。

從營業收入利潤率角度看，呈現同樣的情況。2023年1—6月份，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營收利潤率僅為0.05%。而在鋼鐵主要下游行業中，除儀器儀表制造業利潤水平9.74%以外，其他行業盈利水平都在3%~7.5%之間波動；在主要上游行業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率23.33%，黑色金屬礦采選業10.44%等。“這意味著，鋼鐵行業漲價將不被下游所接受，鋼鐵利潤的增長只能來自于對上游行業的倒逼。”李擁軍強調。

“我們做過跟蹤研究，歐洲、美國、日本鋼鐵企業的直接生產成本與中國大致差不多，其高盈利主要來自于鋼材價格的大幅上漲，但這種上漲與所在國家的貨幣政策密切相關。”李擁軍指出。

其實自2008年開始，鋼鐵行業營收利潤率就始終低于整個工業的營收利潤率，即使在有著較好利潤的2020年、2021年也是如此，鋼鐵利潤主要來自鋼鐵行業自身的規模屬性等方面。他認為，“對整個鋼鐵行業而言，必須突破瓶頸，使營收利潤率達到工業的平均水平。”

“可以說，鋼鐵工業承壓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重擔，承壓了上游的價格上漲，同時又為下游行業保持合理的利潤做出了巨大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講，鋼鐵行業是國民經濟的壓艙石，是國民經濟當中的無私奉獻者。”李擁軍表示。

三是低碳發展的挑戰。自2020年9月“雙碳”目標明確以來，國家級頂層設計文件陸續出臺，“1+N”政策支撐體系脈絡基本清晰。相關文件從嚴控產能、減量置換結構調整、能效提升、能源結構調整清潔生產等多方面對鋼鐵行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均提出了更嚴要求，為行業低碳轉型指明了方向。

“這不是鋼鐵行業主動選擇的問題，而是國家的政策、經濟的發展倒逼鋼鐵行業所做的必選動作，是鋼鐵行業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實現產業技術升級的契機。”李擁軍表示。

鋼鐵業急需重塑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取向及評價體系

當前，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導向主要有3方面。

第一，重塑中國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取向及評價體系。李擁軍指出，過去50年，世界鋼鐵工業評價體系的主導者是德國和日本，但這兩個國家很少涉及軍工材料應用。德國和日本更為倡導以汽車面板、電工鋼為代表的民用鋼材高端化，倡導鋼鐵材料深加工體系的建設。“而中國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中國鋼鐵工業健康發展的首要評價尺度便是安全性，即要通過自主技術解決‘卡脖子’的工藝技術裝備及‘卡脖子’產品研發問題。”李擁軍指出，“其他因素還包括經濟性、生態性和社會性，這就要求我們重塑中國鋼鐵工業的價值取向，把主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鋼鐵產業鏈要實現新型工業化。新型工業化意味著新的效率源泉、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組織形態、新的約束條件，意味著要構建高水平自立自強的科技體系，建立低碳循環發展的綠色體系，筑牢高端先進的制造體系、分工體系。

“對鋼鐵行業而言，目前能做的便是提高工業增加值率，即將鋼鐵與下游制造業、建筑業相互融合成為新興產業領域（如現代化的鋼鐵服務業），來克服鋼鐵產業鏈原有的系統性高成本、規避系統性運營風險；用新技術主導鋼鐵產業鏈的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用新的增長模式延伸鋼鐵產業的新產業領域；提高鋼鐵工業的生產率和產品及服務的附加值，提高鋼鐵產業的產出價值，這背后就是自主創新、科技創新的問題。”李擁軍認為。

第三，鋼鐵產業鏈要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李擁軍強調，做鋼鐵產品生命周期評價要將生產過程、應用過程結合起來進行全方位評價。“鋼鐵產品的生產過程雖然是一個載能過程，但使用過程卻都是綠色過程。目前還沒有哪一種金屬材料像鋼鐵這樣，在使用過程中完全具有綠色屬性。”他說。

目前，《鋼鐵行業碳中和愿景和低碳技術路線圖》已經列出了中國鋼鐵工業6條低碳技術路線，包括系統能效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流程優化創新、冶煉工藝突破、產品迭代升級、捕集封存利用等；鋼協也提出了鋼鐵行業關鍵共性技術清單，包括富氫或全氫氣基直接還原技術、富氫碳循環高爐技術、氫基熔融還原技術、近零碳排電爐流程技術等。李擁軍表示，對于采用這些技術的鋼鐵企業，金融行業及環保行業應該給予大力的支持。

關于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李擁軍指出：“其實很簡單很明確，就是要堅持供給側發力、創新發展和綠色低碳發展，著力打造中國鋼鐵業核心競爭力。”

具體而言，在供給側發力層面，主要包括產能與產量的調控，引導鋼鐵新需求，推進布局優化與工藝結構調整，推進組織結構優化調整等；在創新發展層面，要加快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完善標準體系、生產及模式創新、發展智能制造以及產品質量體系升級；在綠色低碳發展層面，要著力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及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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